孙文龙生平事迹
孙文龙1932－1982，山西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人，生于1931年。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7年响应党的号召，从优越的省委机关主动申请回乡支援农村建设。先后任乡长、公社书记、副县长、县长，连任阳城、武乡、屯留三县县委书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因积劳成疾逝于任上年仅51岁。
他短暂的一生，为群众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实事有益的事，都是他坚持群众路线，深怀为民情怀的具体体现。阳城县、武乡县、屯留县的干部群众赞誉他是太行山上的“焦裕禄”和县委书记的“楷模”。
1957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动员干部，上山下乡”的号召，当时，27岁的孙文龙就职于省委机关,第一个主动请求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返回家乡支援农村建设。在申请书中，他深情地写道：“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自愿到农村工作，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让老百姓过上富裕日子，竭尽匹夫之责。”这种为民情怀，打动了省委领导，省委批准了他的要求。
孙文龙同志无论做乡长、还是当县长、书记，始终坚持深入群众，深入一线，和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为群众服务，因此，群众给了他许多称谓，如：农民书记、蚕桑书记、养猪书记、棉花书记、北（不）瓜书记等等，但最典型的是“粪蒌书记”的称号。他从省委回到阳城后，被任命为阳城县文敏（固隆）乡乡长。作为一乡之长，他常常身背粪筐拾粪。当时，有人说他拾粪是出“洋相”，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然而，他却认为，背筐拾粪不仅是为了积肥，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背粪筐拾粪，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放下干部架子，接近群众、深入群众、做群众中的一员，从而更好地开展工作。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的“粪篓就是我和老百姓联系的介绍信”。就这样，他不仅在固隆乡坚持身背粪筐拾粪，而且在调任寺头和润城是也时常如此，群众亲切地称他为“粪篓书记”。
孙文龙担任阳城县委书记后，又经历了二次大的工作变动，但均为“平调”，从阳城县委书记到武乡县委书记，再到屯留县委书记，从相对富裕的阳城县到相对贫困的武乡屯留县；从人熟地熟工作熟的环境，到人地两生疏，环境不熟悉的地方，他没有丝毫怨言，淡薄名利，不计个人得失，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而且每到一处，都立即进入工作状态，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工作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正确决策、带头苦干、打开工作局面。
1977年，原晋东南地委为了推广阳城的栽桑养蚕，让贫穷落后的武乡县尽快富裕起来，把身患肝硬化多年的孙文龙同志调武乡县委任书记。到任伊始，他马上进入工作状态，白天一个一个大队跑，晚上一页一页县志看。据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讲，有一天，他强忍肝痛，一连走访九个村子,几十户群众。就是这样，在短时间内他便基本了解掌握了武乡县情民情和工作情况。他在县志中了解到武乡历史上曾经“十里桑麻遥带郭”。于是，他就从栽桑养蚕入手。3年时间，武乡桑树由原来的1.4万株增到250万株；蚕茧收入由新中国成立以来29年的总和1.2万元猛增到496万元。为此，在全国蚕桑生产会议上，武乡县作了经验交流。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对武乡的桑蚕经验作了专题报道。
1980年10月，当时的晋东南地委为了“再树一面兴桑旗”，调任孙文龙到屯留县任县委书记。此时，他的肝病反复发作，但他不顾病痛和妻子、儿女们“先住院，再工作”的请求，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一到屯留，他就提出了“兴桑养蚕奔富路，力争太行变苏杭”的致富方略，栽桑养蚕迅速在屯留全面展开，使蚕桑业成为屯留人民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他亲自蹲点的五里庄村成为华北蚕桑第一村。
1982年1月，孙文龙在晋东南地委开会发言时，突然昏倒在主席台上。时任武乡副县长的曹明魁到医院看望他，孙文龙拉着他的手，微弱而坚定地说：“请转告段（国庭）书记，一定要把蚕桑事业抓到底” 。然而，这竟成了他唯一的临终遗言！阳城县的一名张姓老干部回忆说，孙文龙书记到武乡县我去看他，但是他下乡没有见到，第二次去屯留县还是没有见到，第三次是他病重住院，才在晋东南地区和平医院见到了他，他当时已经病危，但是他还是强睁着眼睛说：老张，你不好好工作，来干什么？这位干部望着孙书记的瘦小的身体流着眼泪说：我看看你就回、就回。谁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孙文龙同志就是这样，坚持情为民所系，魂为民所牵，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成为群众的贴心人，与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即使面对死亡时，他心里装着仍是人民群众，惟独没有自己。正是这种深厚的为民情怀，他才无怨无悔地主动放弃省委的优越环境，返乡工作；正是这种深厚的为民情怀，他才不计个人得失，时刻和群众打成一片；正是这种深厚的为民情怀，他才为群众干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实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文章来源：百度百科）
孙文龙纪念馆
在孙文龙逝世31年后，人们对他的怀念穿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时空始终没有停止。为他修建纪念亭、纪念馆；将他的先进事迹编成戏剧，拍成电影电视剧，搬上荧幕、全国上演；新华社、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将他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报告文学，印成大型画册、中小学生民族精神教育丛书、长篇纪实小说等进行广泛宣传；阳城县委先后三次作出向孙文龙同志学习的决定，孙文龙纪念馆先后被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共青团授予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基地”，累计参观人数达30余万人次。
孙文龙纪念馆座落于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孤山脚下，距城30里许，交通便利，生态优美，风景秀丽，钟灵毓秀。
孤山平地而起，形状与鸡蛋酷似，孤卧独立，傲视苍穹！周围群山环抱，水绕田连，青松翠柏，鸟语花香，景情相融。
纪念馆依山拓建，红墙碧瓦，庄严肃穆，十余处景观依次错落点缀其中。馆内资料齐全，布置井然有序；将军部长题词，名家贤士墨宝，耳目一新；品莲池中，莲花白如玉；赞君屏上，梅、兰、竹、菊手迹香；长达千米的碑林，堪称独创！馆内图文并茂，基地真人真事，实物实展，启迪心智，色彩传奇。
馆内纪念的主人公孙文龙同志，系山西省阳城县孤堆底村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1957年响应党的号召，主动申请从优越的省委机关返回阳城支援农村建设，先后任乡长、公社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连任阳城、武乡、屯留三县县委书记。1982年因公殉职，年仅51岁。
在阳城，他思想超前，开种植苹果之先河，给寺头人民栽上了摇钱树；他树旗标帆，栽桑养蚕，使阳城成为“山西之首，华北之冠”；他开渠截流、筑坝建库，创出了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白桑“一滴水”精神闻名世界；他敢为人先、大胆创新，高寒山区试种棉花成功，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与赞扬。
在武乡，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赢得民心，山西省委推广了武乡的经验；他移花接木，使武乡一跃成为全国新蚕区的一面旗帜，受到国务院的表彰；他改土治水，全县136项农田水利建设工程惠及人民。
在屯留，他致力发展，科学规划，对农业进行综合治理。使蚕桑生产成为该县支柱产业之一，五里庄丝织挂毯走向了世界。他崇尚科学，勇于创新，清廉善政，实干富民，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和崇高精神，成为人民群众公认的优秀典型。
孙文龙同志一生以人为本、以德为根、以业为魂、以民为上，这是他根植民间并具有永恒价值的原因所在。他勤政廉洁的公仆精神，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心系百姓的奉献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怀念。孙文龙精神是一种文化，是一段历史，是一面镜子，是一杆旗帜。它不仅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闪烁着社会主义的和谐理念，而且饱含着亲民爱民的百姓情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精神，是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丰碑是由民心和事业铸成的，一个热爱人民的人，必然得到人民的热爱！近年来，孙文龙纪念馆旅游区以红色旅游为龙头，大力发展低碳旅游、乡村旅游、生态旅游，先后启动建设了生态农业观光万亩园区、文龙森林公园、龙山生态林及水利风景区等工程。目前该旅游区已荣赝亚太旅游联合会、国际度假联盟组织、中华生态旅游促进会颁发的“中国低碳旅游示范区”桂冠、被国家旅游局、毛泽东思想学术研究会、中国诚信网、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环保局、山西大学、晋城市委、市政府、阳城县委、县政府等五十余家单位命名为“全国道德教育先进单位”、“国家级AA景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山西生态文明村”、“红色旅游教育基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基地”等。
在这里，我们可以聆听到他勤政为民的坚实脚步，寻找到他致富百姓的宝典真经，感受到他鲜明个性的人格魅力，领略到他真抓实干的公仆风采。
纪念馆占地18000平方米，依山就势拾级而上，红墙碧瓦，典雅大方。馆内外满目青翠，松柏林立；香花槐、黄金槐柔枝轻舞，笑迎客来；处处花香扑鼻、蝴蝶翻飞，一派自然美丽的田园风光。
馆内资料齐全，布置井然有序，有可欣赏景点景观十余处，是集正气、英气、文气、灵气、绿色为一体的精品工程，具有极高的教育价值和欣赏价值……目前具有标志性建筑的千米碑林正在不断完善中。
孙文龙雕像
汉白玉塑像高达三米，白玉鲜亮。背靠青松，群柏簇拥，双目和谐平视，身映品莲池中，象征着孙公廉洁清白，与民鱼水相连。
这是青少年和党员干部学习、瞻仰、宣誓地。联曰：民族气节，万民敬仰；警世育人，功德无量。
赏书林
孙文龙同志逝后，新华出版社、红旗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等多家新闻机构将社会各界用其事迹及精神著书的各种文本，编辑成数十种书籍、刊物、电视连续剧《沧桑情》及大型豫剧《公仆孙文龙》传于后人。现以碑刻形式展示，所刻之字因文不同而流动，随情高低而起伏，正面为原著封面，背面是内容简介，惟妙惟肖、奇特新颖，实为馆中碑林之特景。
缅怀堂
万物皆有情，天地共存真。古有一代廉吏于成龙，今有人民公仆孙文龙。缅怀堂内珍存着中共阳城县委三次作出决定向孙文龙学习的文件、资料，为孙文龙编纂的书籍、故事、文章、报纸、电影、电视剧及上百面锦旗、牌匾。
千米碑林
千米碑林是整个纪念馆中具有标志性的碑林群！它的设计规模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罕见的！清一色红瓦盖顶，纵贯南北，上下六层，“之”形分层，梯次旋转。远观如巨幅红绸，摇曳于蓝天九洲，与孤山相缠相绕，婀娜云霄！碑林分为树碑励人、听语观人、志书传人、影像忆人、读文品人等五大系列，上面刻有孙文龙同志言、行、文、教内容、各种志书记载及200余位名人、学者、贤士、将军、部长题词等，具有极其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
敬松台
敬松台前观题词，百年之后成珍迹。敬松台是集名家贤士，党政领导、中外友人于一体的书法大观园，有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会长杨庆生、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景田、中国蚕学会理事长朱竹雯、全国劳模申纪兰题词；有原山西省委书记王庭栋及省、市领导题词；有阳城县十六届县委书记题词。有的洒脱奔放，有的秀丽端庄，有的龙飞凤舞，有的返朴归真……他们用各自风格对孙文龙书记进行了客观而真实的评价，是难得一见的墨宝群！
思贤壁
纪念亭后面，有一道长18米碑墙，取名《思贤壁》。上面书写着长达40年历史中，中共阳城县委、县政府三次作出向孙文龙同志学习的决定。
碑脊上两条青石巨龙，几欲破壁腾飞；两侧挽联“精神感天地，业绩谱春秋” 掷地有声，振奋人心！
（文章来源：孙文龙纪念馆官网）
大力弘扬孙文龙精神 更好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孙文龙精神研究会会长 谭宽年
2013年9月28日
召开“大力弘扬孙文龙精神，更好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专题座谈会，目的就是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将孙文龙精神的研究、挖掘提升至更高更深的层面。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践行孙文龙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相互交融的。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作一简单论述。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政治保障。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防范和化解“最大危险”，保持和发展“最大政治优势”，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严峻考验和重大任务。
多年来，我们孙文龙精神研究会通过对孙文龙同志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潜心研究，我们深深感到，孙文龙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一脉相承，孙文龙同志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坚定实践者、执行者，他始终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为民务实清廉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一处、干一处、红一处，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深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孙文龙同志就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杰出代表，是标兵标杆，是杰出榜样。当前，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就是要以孙文龙同志为榜样，大力弘扬孙文龙精神，自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一、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像孙文龙那样，牢固树立深厚的为民情怀。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我们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权利。“一切为了群众”就是党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党成立之日就深深刻在党的纲领中的核心和本质属性，是我党始终成为“两个先锋队”的根本标志。
孙文龙同志从18岁参军并入党那天起，就自觉接受党的教育和思想熏陶，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武装自己，尤其对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学习，深刻领会，勤于实践，从而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转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他用尽一生的时间植根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成为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典型代表。正因如此，在他逝世31年后，人们对他的怀念穿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时空始终没有停止。为他修建纪念亭、纪念馆;将他的先进事迹编成戏剧，拍成电影电视剧，搬上荧幕、全国上演；新华社、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将他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报告文学，印成大型画册、中小学生民族精神教育丛书、长篇纪实小说等进行广泛宣传；阳城县委先后三次作出向孙文龙同志学习的决定，孙文龙纪念馆先后被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共青团授予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基地”，累计参观人数达30余万人次。
他短暂的一生，为群众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实事有益的事，都是他坚持群众路线，深怀为民情怀的具体体现。阳城县、武乡县、屯留县的干部群众赞誉他是太行山上的“焦裕禄”和县委书记的“楷模”。
1957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动员干部，上山下乡”的号召，当时，27岁的孙文龙就职于省委机关,第一个主动请求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返回家乡支援农村建设。在申请书中，他深情地写道：“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自愿到农村工作，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让老百姓过上富裕日子，竭尽匹夫之责。”这种为民情怀，打动了省委领导，省委批准了他的要求。
孙文龙同志无论做乡长、还是当县长、书记，始终坚持深入群众，深入一线，和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为群众服务，因此，群众给了他许多称谓，如：农民书记、蚕桑书记、养猪书记、棉花书记、北（不）瓜书记等等，但最典型的是“粪蒌书记”的称号。他从省委回到阳城后，被任命为阳城县文敏（固隆）乡乡长。作为一乡之长，他常常身背粪筐拾粪。当时，有人说他拾粪是出“洋相”，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然而，他却认为，背筐拾粪不仅是为了积肥，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背粪筐拾粪，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放下干部架子，接近群众、深入群众、做群众中的一员，从而更好地开展工作。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的“粪篓就是我和老百姓联系的介绍信”。就这样，他不仅在固隆乡坚持身背粪筐拾粪，而且在调任寺头和润城是也时常如此，群众亲切地称他为“粪篓书记”。
孙文龙担任阳城县委书记后，又经历了二次大的工作变动，但均为“平调”，从阳城县委书记到武乡县委书记，再到屯留县委书记，从相对富裕的阳城县到相对贫困的武乡屯留县；从人熟地熟工作熟的环境，到人地两生疏，环境不熟悉的地方，他没有丝毫怨言，淡薄名利，不计个人得失，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而且每到一处，都立即进入工作状态，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工作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正确决策、带头苦干、打开工作局面。
1977年，原晋东南地委为了推广阳城的栽桑养蚕，让贫穷落后的武乡县尽快富裕起来，把身患肝硬化多年的孙文龙同志调武乡县委任书记。到任伊始，他马上进入工作状态，白天一个一个大队跑，晚上一页一页县志看。据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讲，有一天，他强忍肝痛，一连走访九个村子,几十户群众。就是这样，在短时间内他便基本了解掌握了武乡县情民情和工作情况。他在县志中了解到武乡历史上曾经“十里桑麻遥带郭”。于是，他就从栽桑养蚕入手。3年时间，武乡桑树由原来的1.4万株增到250万株；蚕茧收入由新中国成立以来29年的总和1.2万元猛增到496万元。为此，在全国蚕桑生产会议上，武乡县作了经验交流。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对武乡的桑蚕经验作了专题报道。
1980年10月，当时的晋东南地委为了“再树一面兴桑旗”，调任孙文龙到屯留县任县委书记。此时，他的肝病反复发作，但他不顾病痛和妻子、儿女们“先住院，再工作”的请求，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一到屯留，他就提出了“兴桑养蚕奔富路，力争太行变苏杭”的致富方略，栽桑养蚕迅速在屯留全面展开，使蚕桑业成为屯留人民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他亲自蹲点的五里庄村成为华北蚕桑第一村。
1982年1月，孙文龙在晋东南地委开会发言时，突然昏倒在主席台上。时任武乡副县长的曹明魁到医院看望他，孙文龙拉着他的手，微弱而坚定地说：“请转告段（国庭）书记，一定要把蚕桑事业抓到底”。然而，这竟成了他唯一的临终遗言！阳城县的一名张姓老干部回忆说，孙文龙书记到武乡县我去看他，但是他下乡没有见到，第二次去屯留县还是没有见到，第三次是他病重住院，才在晋东南地区和平医院见到了他，他当时已经病危，但是他还是强睁着眼睛说：老张，你不好好工作，来干什么？这位干部望着孙书记的瘦小的身体流着眼泪说：我看看你就回、就回。谁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孙文龙同志就是这样，坚持情为民所系，魂为民所牵，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成为群众的贴心人，与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即使面对死亡时，他心里装着仍是人民群众，惟独没有自己。正是这种深厚的为民情怀，他才无怨无悔地主动放弃省委的优越环境，返乡工作；正是这种深厚的为民情怀，他才不计个人得失，时刻和群众打成一片；正是这种深厚的为民情怀，他才为群众干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实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二，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像孙文龙那样，牢固树立勤奋有为的务实精神。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源泉，一切依靠群众，就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善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群众路线的核心方法就是集中起来，贯彻下去。就是指把“一切为了群众，为了群众的一切，为了一切群众的正确的要求和思想，广泛的集中起来，形成正确意见和决策，并以群众直观的方式落到实处，这是最根本有效的方法。孙文龙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将“联系群众、务实重行”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想群众所想，更能想群众所未想，为群众想得更长远，更加注重发挥“领”和“导”的作用，有效实践了群众路线。
1958年，孙文龙任寺头乡长、书记后，他主动学习蜜蜂饲养技术，在公社办起了养蜂场，亲自搞试验，经过苦学钻研，他创造了一群蜜蜂年产蜂蜜63. 5公斤的新纪录。他将潜心研究的饲养技术和总结出来的养蜂经验，迅速推广传授给村民，使全社饲养蜜蜂由1958年的80群，发展到1962年的520群，年产蜂蜜达1万公斤。
1963年，他调任润城公社党委书记后，提出了“一抓棉花二抓猪，三抓桑树四抓土”的发展思路，使润城公社的棉花单产由1962年的28斤上升到1964年的97斤。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和高度赞扬。
升任阳城县革委会副主任后，他已从一个基层干部升为县处级领导干部，但他仍然是“三宝”不离身，即锤钻、桑剪和草帽。孙文龙作为分管全县农业工作的副县长，他深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因此，面对阳城十年九旱的自然条件，他大兴水利工程建设，从工程设计到工程建设，他都亲力亲为，在红卫水渠、北留水轮泵站等建设工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丝毫没有一个县处级领导的架子。他的表率作用，不仅鼓舞了群众的干劲，加快工程建设进度，而且现场解决问题，确保了工程质量和安全，使十年九旱、人畜吃水都 很困难的阳城，变成了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国家水电部在阳城召开了现场会，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山区人民找水》向全国推广。他脚踏实地抓蚕桑，使阳城基本实现地埂桑树化，人均百株桑、户养一张蚕，蚕茧产量一举突破百万担关，成为华北蚕桑第一县。
孙文龙认为，一个农村干部，不懂得农业的知识，就很难领导好农业生产。为了学到农业知识，他拜老农为师，拜劳模为师，拜科学技术人员为师，拜书本为师，并及时将总结出的好经验传授给群众。孙文龙同志正是凭借务实的工作作风，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才缔造出了一个个农业“奇迹”。
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像孙文龙那样，牢固树立崇高的清廉形象。
“打铁还需自身硬”。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清廉不清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真正的清廉，才经得起群众、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时间表明，孙文龙同志是真正清廉为政的代表。他始终以清正、清廉、清明的工作作风，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家属子女和亲戚，树立了清正廉洁的崇高形象。正因如此，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群众还是那样地怀念他，想念他。
孙文龙同志任县委书记期间，他的亲戚和子女们没有谁能从他那里得到所谓的“便宜”。1973年，阳城县政府给河北公社分配了一名推荐上清华大学的名额，乡亲们一致推荐已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孙文龙长子——孙太林。当知青办把推荐上大学的花名表送到县委时，孙文龙毫不犹豫地划掉了孙太林的名字，把名额让给了红军后代。
1975年，县委决定建立阳城县缫丝厂，建厂伊始，招工期间，孙文龙的姐姐想让女儿进厂工作。姐姐和孙文龙不仅是一奶同胞，而且在孙文龙最困难的时候，供他吃穿、供他读书，如今这个弟弟有出息了，当县委书记了，在普通人看来，这个事不就是孙文龙一句话吗？但是当姐姐满心把握、满怀希望，兴冲冲地领着闺女见了孙文龙后，孙文龙没有让亲情战胜原则，没有让亲情战胜政策和制度，委婉的拒绝了姐姐的请求。尽管他这种近乎于不尽人情，忍痛割爱的行为引起了亲人的埋怨，但他这种舍小爱、顾大局的做法，使阳城缫丝厂的招工，没有一个县领导违反政策，照顾一个亲戚，为该企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他担当县长期间，月工资72元，儿女年幼，妻子无业，生活拮据。有人提议让他爱人招工上班，他却给妻子安排了一份在家里喂猪的“好工作”。1975年底，县委机关将孙文龙评为困难户。通讯员将100元救济款送到家里，他了解情况后斩钉截铁的说:“你说我再穷，还能穷过老百姓？”通讯员含着泪，把救济款退回县委办公室。
孙文龙同志为民务实清廉的事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他的精神概括为“勤政廉洁的工作精神，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心系百姓的奉献精神”，孙文龙精神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像孙文龙同志那样，牢固树立深厚的为民情怀、勤奋有为的务实精神和崇高的清廉形象。当前，全省上下正在实施“一争三快两率先”战略，综改试验机遇难得，融入中原时不我待，转型跨越千帆竞发，小康目标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党员、各级干部在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以孙文龙同志为榜样，沉下心来、放下架子、俯下身子，通过“下乡住村”、“三联一住”蹲点包片，置身于群众之中，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始终把人民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干部受教育、见行动，让群众得实惠、见成效，为推进山西的转型跨越发展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
——摘自《孙文龙纪念馆博客》
志书中的孙文龙
继《晋城市志》、《晋城党史》、《阳城县志》、《武乡县志》、《屯留县志》等九种志书之后，《山西蚕业志》、《晋城市文物通览》、《武乡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等再次对孙文龙的事迹进行了记载与评价。
在60、70年代，孙文龙先后担任阳城县副县长、县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亲自主持制定阳城蚕桑发展蓝图，提出“人均百株桑，户养一张蚕，两年实现地埂桑树化，三年产茧翻一番”的奋斗目标。地埂桑树化是他对蚕桑事业的一大创举。1974年地埂桑栽植达到1451万株，80%的耕地基本实现了地埂桑树化，1977年蚕茧产量突破50万千克，成为山西之首，华北之冠。……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蚕桑书记”。
1977年5月，孙文龙同志到武乡任县委书记。……几年以后，桑树由1977年前的1.4万株增加到250万株、增加了178倍。生产蚕茧由245千克上升到8.5万千克，增加了346倍。武乡蚕桑生产在晋东南地区由第10位跃居第4位。1979年，武乡县出席了全国在北京召开的蚕茧会议，被农业部树为全国发展新蚕区的一面旗帜，新华社、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武乡发展蚕桑生产的经验。
1980年，孙文龙调任屯留县委书记，上任就插起了兴桑旗，发动群众走蚕桑富民之路，两年发展桑园6000亩，当年建桑园188亩，产茧3800千克，是上年的2.8倍。1981年桑园发展到6000亩，养蚕1500张，产茧5万千克，产值22.73万元。他在屯留响亮地提出“全县兴蚕桑，太行变苏杭”的构想。他倡导的蚕桑事业为屯留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选《山西蚕业志》
为纪念原中共阳城、武乡、屯留县委书记发展蚕桑事业的功绩，由山西省蚕桑事业学会提议，阳城、武乡、屯留三县及晋城市阳城缫丝厂、阳城县丝绸公司具体承办，于1989年11月在阳城召开孙文龙建碑筹备会议。于1990年元月20日在阳城蚕桑站院内正式动工，同年六月竣工。建六角碑亭一座，内竖高为2.2米、正面宽为0.4米的六角碑一块，共投资48000余元。同年8月22日，举办了揭碑仪式。省蚕桑学会、长治、晋城市和阳城、武乡、屯留三县的部分领导以及阳城县各大局、各乡镇负责人参加了这一活动。
——摘选《阳城县志》
孙文龙纪念馆坐落于阳城县城南20公里的河北镇孤堆底村孤山脚下，于1999年由河北镇党委政府为满足人民群众的心愿而修建，后由群众自发捐资和社会各界支持而不断扩建。
纪念馆内集中展示了《晋城市志》、《阳城县志》、《武乡县志》、《屯留县志》对他事迹的记载，中共阳城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64年、1990年、2000年三次作出的向孙文龙同志学习的决定，1992年山西电影电视制片厂拍摄并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十集电视连续剧《沧桑情》的音像资料，河北省春燕剧团豫剧《公仆孙文龙》剧照，新华、红旗和人民日报等出版社先后出版的《魂系百姓》、《永恒的怀念》、《读书读人读精神——孙文龙精神探究》、《孙文龙》等多种出版物，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刊发的《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孙文龙：不能不写的报道》、《穿越时空的精神长廊》、《刻在人民心中的丰碑》、《人民呼唤孙文龙精神》、《永远的榜样》等长篇通讯报道的文本。此外，馆内还设有孙文龙精神研究会。该馆还在互联网上建起了纪念网站。该馆被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共青团等相关单位分别命名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爱国主义、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等各类教育基地，荣获“全国道德教育先进单位”称号，被晋城市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摘选《晋城市文物通览》
孙文龙在担任阳城、武乡、屯留县委书记期间，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果、棉花、水电，尤其是蚕桑生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奉献之歌，被誉为“焦裕禄式的好书记”，1982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逝世后，省蚕桑学会追认他为山西省蚕桑学会理事，阳城、武乡、屯留三县在阳城蚕桑中心院内合建纪念碑，以记其功绩。……
——摘选《武乡县人民代表大会志》
孙文龙在担任北留水轮泵站建设工程负责人期间，身先士卒，带领建设者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完成了该站的全部勘测规划和选址方案。担任革委主任之后，想山区人民所想，急山区人民所急，把解决山区群众的吃水问题放到其工作的首位，领导修建了驾岭温沟引水渠、河北石窑引水渠、红卫水渠等境内大型水利工程。这些工程不仅解决了受益公社群众的饮水困难，同时可灌溉农田，这些工程时至今日依然在发挥着它的作用。任职期间，为了解决山区群众的用电问题，他亲自带领县水利水电工程技术人员深入山区实地查看。为解决山区的小水电建设，他同县科委技术人员一起制定《山区小水电计划》，在各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在物资上优先筹划解决，在技术上给予具体指导。同时，他带领县委常委及各部门负责人经常深入现场解决问题，使全县的小水电发展进入全省前列。……
——摘选《阳城县水利志》
润城公社于1958年9月创办了全县第一所半农半读性质的农业中学，润城农中创办初期，由时任党委书记的孙文龙任名誉校长，首开阳城县社办农业职业教育的先河。（321页）
1970年7月20日，阳城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阳城县畜牧业家禽业委员会”，主任贾双龙，副主任孙文龙、杨小林、苏庆有，委员有县革命委员会生产组以及农业、财贸、计划、工业、文卫、宣传、粮食、科技等17个单位的领导组成。并在町店公社召开了700余人参加的“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工作会议。（27页）
1971年5月，阳城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孙文龙参加全国粮、棉、油会议，带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4800部队某部军马科创造的骟割马属动物的“捶结术”技术。该技术主要适用于马属动物去势，简便易学。（281页）
为了解决办学经费问题，1977年3月，阳城县委书记孙文龙兼“五七大学”党委书记时决定，“学校开设什么专业，为哪个部门培养人才，这些单位出钱2000元/年作为办学经费”。据此，县畜牧局每年给学校2000元，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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